【暗處有光】彭紹宇/《富都青年》: 關於愛,也關於愛的無能

【暗處有光】彭紹宇/《富都青年》: 關於愛,也關於愛的無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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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富都青年》: 關於愛,也關於愛的無能。圖/韋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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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臺灣觀衆而言,今年馬來西亞電影可能格外有存在感,無論碰觸性別議題的《虎紋少女》,處理國族傷痛的《五月雪》,以及挖掘移工處境的《富都青年》,這些電影不約而同傳遞着共同訊息──是身分,是認同,更是一趟追逐過程。這些議題之所以存在於馬來西亞電影,是偶然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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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,反映於政治、社會與文化中,也因此帶來衝撞和對抗。它們背後應運而生的力量,成爲電影中往絕望深淵照去的一束亮光。其中最絕望的一部,非《富都青年》莫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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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的絕望是結構性,是整體社會所帶來如壓迫般的無形牢籠。哥哥阿邦(Abang)與弟弟阿迪(Adik)相依爲命,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。身爲聾啞人士的哥哥刻苦耐勞、安分認命;相較哥哥,弟弟橫衝直撞,總是沒想後果便一頭栽入。兩人無親無依,只盼在這偌大的世界中,找尋容身之處。

電影開頭便定調着環境氣味,觀衆隨哥哥阿邦的背影,走過吉隆坡市中心的嘈雜市集──當地人稱「巴剎」(Pasar),意即馬來語的「市場」──迎面而來是許多不同長相、膚色的移工,他們來自各處,因命運交會在此地落腳。這裡是「半山芭」,是華人聚集的一帶,也被稱爲「富都」(Pudu)──是《五月雪》中殘酷悲劇的發生地,在超過半世紀後仍是某些人的地獄,特別是那些無籍移工。

馬來西亞導演王禮霖的首部劇情長片,將這個離臺灣有些遙遠的馬國風景帶到我們面前。透過這對沒有身分,也無法獲得身分的兄弟,鏡射其後更廣大的移民現狀。片中角色都在尋找自己的身分。哥哥阿邦的聾啞設定,使他心理與身體上皆被抹去聲音;弟弟其實有父親,卻不願與其相認。兄弟倆一個活在陰暗裡,一個見得了光,但都試圖在無望世道中成爲彼此的盼望。不僅僅是兩兄弟,那位向他倆伸出援手的跨性別者「Money姊」亦然。無論是被迫飄零,或自願拋棄,這些人被逼到暗處無人聞問,奮力活着,卻活成了別人的死角。

飾演聾啞哥哥的吳慷仁,在片中表現多年來演技集大成,演繹角色跨度大的這位演員,過去這些年展現他的多變。然而此次他將表演中的「放」捨棄,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細膩的眼神轉換。這種角色無法言語的設定,對演員來說可能是限制,也能是機會,而吳慷仁巧妙將限制轉化成良機。

他掌握手語節奏與情緒,削弱過往常見的表演氣質,返璞歸真,反倒塑造無語一角更強大的張力。片末那場自白口語戲,從平靜到憤怒,從憤怒到悲哀,層次分明,直至全片阿邦極具力道的唯一臺詞──那是彷彿控訴全世界,卻又不知該責備誰的無奈,更是面對不公平命運的投降。

一向溫柔堅忍的阿邦,努力維持住的理性到那刻才真正潰堤。即使無聲,但絲毫不影響情緒傳遞,反而聚焦於細微表情的情感流轉,貢獻極具渲染力的表演強度,無聲勝有聲。

撐起全片的功臣不可能單憑一人,吳慷仁與飾演弟弟的馬來西亞演員陳澤耀相互成就,賦予帶着悲劇色彩的兄弟情誼更多厚度。具有明顯角色旅程的弟弟阿迪在片中既是哥哥同類,又像是他的對照,那些「戲」都存在於生活感十足的表演當中,吃飯、工作、睡覺,場場的自然都相當不易,更非一蹴可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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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富都青年》是部感性多過理性的作品,混雜許多議題,包含聽障、種族、移工、體制,甚至跨性別族羣等,在有限片長內不易梳理清晰,因此有些輔助角色的勾勒便會不夠完整,如能僅聚焦於移工兄弟情誼,也不必然失了格局。儘管劇本有未臻純熟之處,作爲王禮霖的長片出道作,他將鏡頭對焦那些平時照不見光的族羣──我們可能稱之「底層」也許標籤爲「貧民」,但並非是「上對下」的位置,也避免成爲博取同情的工具。雖有煽情成分,然更似觀察與呈現,不論對社區環境,抑或對生活在其中的衆生相,都能看見導演紮實的田野調查,也令人期待他後續還會帶來什麼樣的作品。

《富都青年》是一部關於愛的電影,相對地,它也是一部展現「愛的無能」的作品。乍聽矛盾,其實不然,兄弟倆之間的情感,在社會現實之前渺小不堪,可正是那份盼望,使哥哥窮盡全力欲改變弟弟的生活,甚至犧牲自己也無妨。對於劇中重要真相的隱瞞,也是哥哥對弟弟的莫大溫柔,更因此使弟弟從原先四處惹禍的性格,走上懂事的正軌,即便悲劇宿命依然沒有轉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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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羣被社會放逐的人們,試圖爬上高處,期盼動搖階級,只是連身分都沒有的他們,如何生存便是難事,遑論改變?原以爲努力點便能游上岸,終究發現註定身陷苦海,那條翻身界線堅不可摧,一次次將人打回貧窮輪迴。電影后半帶來的情緒撩動,很快是空虛無力襲來。因爲《富都青年》讓人看見那些徒勞,它沒有提供我們光亮,更沒有解方,而電影確實也不該爲現實負責。

活在邊緣的人們,都跳着可能的最後一支舞,只有那時,才能暫時讓人離開現實,不去想那不曾存在的世界,也不去想別人眼中的「苟活」,其實已是他們竭盡所能活着的方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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